作者:渤海对虾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曾经历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像"台海危机"、大使馆被炸以及中美"撞机"事件，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而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之后日本又加了进来。前面笔者所说的我们的"习惯性认识"，很大一部分就是形成于这段时期。  

        中美交恶，现在看来主要源于当时美方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产生了混乱。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美、日等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转暖直至进入到一个"蜜月期"，主要还是基于地缘安全方面的问题来考虑，从经济上说，虽然中国在1979年就逐步开始经济上的改革，但在西方国家眼中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不是十分重要，论资源，各类资源的储量不算少，但对比其他资源国家也并没太多"特殊之处"--进入工业化阶段后，资源反倒成了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短板"；论市场，10亿人口确实庞大，但在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购买力都是十分有限的。故当时中国和西方各国的战略接近主要还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对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的既有结构并未形成多大的冲击。一方面，这使得在当时双方基于彼此关系需要处理的问题都比较简单--较少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这种合作由于缺乏经济上的根基而无法得到根本上的稳固，可以说是靠"天"吃饭--1989年苏东剧变，"变天"之后，这种合作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中国与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蜜月期"随即宣告结束。  

        而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则又引发了"公交车效应"--在面对新兴崛起的国家时，任何传统大国都会存在这种心态，即：自己已经上了"车"，"车"很挤，所以就不希望再有人上来--美国是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他的利益范围差不多涵盖了整个世界，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自然首先都会触动到他的"神经"。 
        随着近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持续、稳步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逐步的得到了稳固，中国人最终还是开始进入到了这个体系中来，而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之前的遏制政策并不能逆转这一过程，同时如上文所言，两国的利益交集正在不断的扩大，中美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共生关系，这就使得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最终压倒了"公交车效应"心理，而随着经济上的遏制政策被放弃，美国在政治和军事的对华遏制政策也变得难以为继--国际关系中，"政冷经热"只能是过渡，"政""经"之间终归要相互影响，故而，这无法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常态。最终，以中美"战略对话"对话为标志，中美政策上的"战略接近"于06年年末全面铺开。  

        相比较而言，中日交恶则要复杂一些，地缘因素与两国间的历史恩怨使得这个原本就充满危机感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情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而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按照上面对国际政治结构的描述，工业化之前的中国，对日本而言意味着市场和资源，而中国的崛起使得这个资源国家逐步的蜕变为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制造"从低端产业到中端产业一级、一级的"吃"上去，"胃口"超好--每一项产业只要能够涉足并站稳脚跟，之后总能形成压倒性的竞争力，而且还看不到停下来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上的制造业国家，日本所感受到的现实压力实际要比作为贸易金融国家的美国所承受的要大很多。从这一点说，对比美国，日本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回旋余地要小很多（有意思的是，类似的问题上世纪在日本制造业崛起时同样出现过--"日本制造"当时在欧美也同样是一路"攻城略地"，从纺织品，到家电，到汽车，再到芯片可以说是步步紧逼......。而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情形的不同之处在于，那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除了扮演贸易金融国家的角色外，同样也还是一个制造业国家，当时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远比现在要明显，换句话说，现在中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冲突对比当时日美之间要小得多。）不只是争市场，还要争资源、争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2002年，在中国数字电视出口美国势头良好的时候，导演美国企业狙击中国企业对"中国制造"进行反倾销起诉最终迫使中国电视退出美国数字电视市场的是松下公司；05、06年来使中国屡屡在铁矿石谈判中受挫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新日铁公司；06年让中国受挫不小的国际铜期货市场，掌握话语权的是日本驻友公司。安大线之争以及东海油气田争端日本官方则是直接走到了前台，而在中国－东盟峰会之后，日本则又企图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与东盟的对话机制，同时日本政府还为企业投资东南亚设立了专项的补贴......。归根到底，中日之争的实质是争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权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主导权--尽管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就有"脱亚"和"入亚"的争论，但其想成为亚洲领袖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泯灭过。 

 
         现在回头去看，小泉时代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挑衅行为，或许可以看作是日本基于以上那种心理对中国重新崛起的最后一次"抗争"：自二战结束后，战败使得日本民族有了反醒的机会，然而似乎日本只是"反醒"了一半--在对待西方的"蓝眼大君"时总是显得毕恭毕敬，而与此同时却又仍对东亚各国保持着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而从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真正开始涉足到全球经济体系，实际不过是1993年到1994年之间的事情，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如果借助某些大的变故--例如由台海战争导致中美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那的确有望把中国"打回原形"，即使若干年后中国还能重新站起来，届时日本仍还可以狠狠的压中国一头。而上世纪90年代末，中美交恶又使得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日本愿意一再的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到了2000年前后，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形成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现实，中美间的战略关系逐步被理顺，对抗逐渐的开始让位于合作。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本有利于己的大环境即将不复存在。小泉上任之后，日本对中国变本加厉挑衅将中日关系推到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围绕东海甚至台湾问题，中日关系的前景，在当时看来即使是军事冲突看上去也不是一个不可以预期的问。而究其原因，这恐怕首先还是由于中美之间对抗的烈度迅速下降，迫使日本不得不自己站出来，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来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日方是打算通过激化某一地区冲突--例如台湾，将美国重新拉回到与中国对抗的"第一线"，从而改变东亚政治结构的走向（从珍珠港事件看，日本人一直都习惯于这种以局部改变全部的路数，在战略问题上通常"小动作"不少，但却缺乏大智慧），亦或是由于这个原因，中方在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时，往往在延续着那种"说多做少"的作风，原因则是：在当时，"时间"已经站到了中国这边，此时诉诸武力恰恰是在成全对手。  

        最终，以小泉首相卸任为时间标志，日本对中国的"最后抗争"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以失败告终。或许是历史的机缘，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日的对华敌视政策无形间被各个击破--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向中国集中，而东南亚和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乃至后来的伊拉克战争，都在无意间推动了这一进程，并最终造就了中美间的经济共生关系，进而"迫使"中美开始战略接近，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因此而存在着一个"上限"--同时这也为中日冲突设置了一个"上限"，这使得日本在对华围堵中越来越显得"孤立无援"，而反过来讲，这种越发变得单薄的"围堵"对中国发展的阻碍更加显得无力。小泉激怒了中国，但这没有给日本带来什么好处。在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刻意与中国为敌的做法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而且危及日本的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触底反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